2025年，中国创新药产业交出了一份足以让全球瞩目的成绩单。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批准上市1类创新药76个品种，大幅超过2024年的48个，创历史新高。
此外，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授权交易数量超过150笔，同样创历史新高。我国在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
然而，在“创新井喷”的背后，一场关于“谁来买单”的困局正悄然发酵。
在近日举行的医药健康产业与保险融合发展论坛上，一个直抵产业痛点的追问被关注：创新药的价值如何从临床走向支付？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给出了几乎一致的答案：单一的医保支付体系无法承载这个产业链条的完整循环，商保必须站出来。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在上述论坛上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医药作为一个新兴支柱产业，按照GDP的5%来评估，仅靠基本医保3万亿元的筹资水平，根本不可能覆盖。”
这一判断点明了创新药支付困局的深层症结——千亿级研发投入的“最后一公里”，亟待多元支付体系来打通。
支付层面“叫好不叫座”？
中国创新药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量质齐升”。
从数据上看，这种变化尤为显著。2018年至2025年，中国新增进入临床阶段的创新药数量占全球近40%。
另外，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远超2024年的519亿美元。
更令人惊叹的是，2026年一季度这一势头仍在加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已突破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56.55亿美元的一半。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已处于全球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领跑地位，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然而，正是这种“狂奔式”的供给增长，放大了支付端的矛盾。例如，中国已成为CAR-T疗法研发的热土，据记者梳理，全球已上市的15款CAR-T产品中，有8款来自中国。但高价限制了它们的普及。
中国市场方面，已形成包括复星凯特、药明巨诺、传奇生物、科济药业、合源生物等多家企业竞争的格局。但由于高度个性化的制备工艺，这些疗法价格普遍在99.9万元至129万元之间。
这些代表着中国医药创新前沿的“明星产品”，在临床价值上毋庸置疑，但在支付层面却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此外，《2026中国创新药械多元支付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中国创新药出海近年来呈现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2025年更可谓是爆发之年，各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指出，BD交易热潮背后是由于部分生物医药企业因国内市场支付能力不足，被迫在早期就将核心资产对外授权，陷入“以药养研”的困境——创新药在国内卖不出去，只能靠把海外权益卖给跨国药企来回收研发成本。
“中国的创新药在研发端已是‘长跑冠军’，但在支付端却始终‘跑不完最后一公里’。”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商保的角色待重塑
白皮书指出，我国商业健康险规模持续增长，2025年保费收入达9973亿元，近十年复合增长率15.3%，成为仅次于基本医保的重要医疗支付方。
上海市医学会会长邬惊雷则从临床角度剖析了支付结构的深层困境：虽然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比例已从十年前的45%～50%降至约28%，但“在实际医疗费用中，个人支付比例接近50%”。这意味着，即便医保通过集采和谈判大幅压缩了药品价格，患者自付的负担依然沉重。
想要跑通“最后一公里”也并非易事，眼下，商保的角色就显著缺位。
“现在的商保干的是‘出纳’的活儿，人家把钱交完了负责报销，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会计’。”宋瑞霖的这句话，戳中了商业保险与医药产业融合的关键短板。
在宋瑞霖看来，当下的商保尚未真正建立起独立的生存能力。
“如果只是填补医保不保的那点缝隙，这个体系永远长不大。”宋瑞霖呼吁，从“三医联动”升级为“四方协同”——医疗、医保、商保、医药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谁服务谁。
数据显示，2025年基本医保作为国内创新药械支付的主要来源，支出金额约905亿元，占比46.4%，较2024年显著增长，有力承接了创新药械市场规模扩张以及国谈药入院后可及性提高带来的支付需求。2025年个人支出金额约893亿元，占比45.8%，较2024年有所回落，显示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减轻患者疾病负担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商业健康险支出约152亿元，同比增长23%，占比提高至7.8%。
这意味着，在特定高值药品和器械领域，商保分量进一步提升。
以上海最新出台的“集采药按通用名支付、超出部分个人自付”政策为例，这种机制看似增加了患者负担，实质是赋予了患者选择权。
而这背后触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分层级的药品保障体系，让集采的“保基本”与市场的“满足多样化需求”共存？
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从“创新井喷”到“价值兑现”，创新药企要跨越的不仅是临床审批的技术门槛，更是支付侧的机制鸿沟。
事实上，行业正在向填补这一鸿沟的目标迈进。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发布了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共纳入19种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的药品。
与此同时，《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释放了积极信号，允许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或同时申报医保和商保目录。
不过也需要注意，打通创新药可及性的“最后一公里”，不仅是供给侧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选择权”的议题。
宋瑞霖提出：“老百姓有钱也用不上药、有钱也购不到药的时候，表面上是我们为他们把关，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选择权。”
这意味着，打通“最后一公里”，至少需要三重制度性的突破。
第一重是税优政策的“扩围提质”。宋瑞霖建议将个人购买商业健康险的税收抵扣额度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2万元。他认为，只有形成阶梯式保障体系，才能实现从“保基本”到“保高端”的有效覆盖。
第二重是“团险机制”的引入。目前商保面临一个典型悖论：需要保障的带病体被拒之门外，健康人群缺乏购买动力。这种供需错配，必须通过团险制度化解。
第三重是“自费药市场”的确立。宋瑞霖认为，这是商保长大的前提。“如果医院里没有自费药，患者为什么要买商保？没有自费药市场，商保想长大也不可能。”
从“三医联动”到“四方协同”，从“出纳”到“会计”，从“保基本”到“保创新”，这不仅是商业保险行业的自我革命，更关系到中国创新药产业能否在这个万亿级的生态系统中完成价值闭环。
眼下，创新药的价值创造从医药端开始，到医疗端实现，最后到商保落地，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商保刚刚开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至少，路已经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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